一周后召开会议，规模比上次大了不少。
除了财政部、发改委、卫健委的人，还多了几张新面孔。
几个在国内经济学界叫得上名字的人物，有社科院的，有北大的，有人民大学的，一个个西装革履，表情严肃，手里都拿着厚厚的材料。
林杰坐在主位上，看着这些人，心里清楚，今天这场会，不会太平静。
果然，刚开场，社科院的那位老专家就举手了。
他姓吴，七十多了，头发全白，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经济学界算得上是泰斗级的人物。
他说话慢，但每一个字都像铿锵有力。
“林副总，您的提议，我认真研究过了。”吴老把手里的材料往前推了推，“说实话，我不同意。”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看向他。
吴老继续说：“国债不是不能发，但发国债要有充分的理由。抗击金融危机，发；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发；但为了发村医工资、买基层设备，发国债？这合适吗？”
他看了一圈在场的人，然后看向林杰继续说：“林副总理，我不是不关心基层，但财政纪律是大事。如果开了这个口子，教育怎么办？养老怎么办？扶贫怎么办？都来要，都发国债，那国家的债务规模得膨胀到什么程度？”
林杰点点头，没急着反驳，只是说：“吴老，您继续说。”
吴老也不客气，继续说下去：“而且，国债是中央的债，要用中央的信用来担保。地方的事权，用中央的债来兜底，这扭曲了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地方没钱，应该想办法发展经济，扩大税源，而不是等着中央发债。这样搞下去，地方会产生依赖心理，反正没钱了中央会兜底，谁还努力发展？”
旁边一个北大的教授接话了，他姓刘，五十出头，是研究公共财政的。
他的语气比吴老温和些，但意思差不多：“林副总，吴老说得对。发国债解决基层医疗问题，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在于地方财政制度，在于转移支付机制，在于事权划分。这些不解决，发再多债也是填窟窿。”
发改委的李司长这时候也开口了，他比上次更直接：“林副总，我们发改委内部也讨论过这个提议。大家普遍担心，这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今天发卫生健康国债，明天教育口会不会也要？后天养老口会不会也要？都来要，我们怎么平衡？”
会议室里开始热闹起来。
有人附和吴老，有人支持刘教授，还有人在小声议论。
财政部的张司长一直没说话，但脸上表情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赞同那些经济学家的。
林杰靠在椅背上，听他们说了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插。
沈明在旁边有点着急，想开口替他说话，被他用眼神制止了。
等声音渐渐小下去，林杰才坐直身子，开口说：“都说完了？”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看着他。
林杰没急着反驳，而是问了一个问题：“吴老，您刚才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发展经济，扩大税源。这个道理，我懂。但我想问，青川县那种地方，山高路远，要资源没资源，要产业没产业，让他们怎么发展？”
吴老愣了一下，没说话。
林杰继续说：“我们总说地方事权地方办，但有些地方，是真的办不了。不是因为懒，是因为条件限制。那种地方，中央不兜底，谁兜底？”
他看向刘教授：“刘教授，您说这是治标不治本。对，是治标。但标不治，本怎么治？那些村医，半年拿不到工资，你让他们先忍着，等我们把根本问题解决了再说？他们等得起吗？”
刘教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林杰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写了一个数字：1.2万亿。
他转过身，看着在场的人，说：“这个数字，是去年全国村医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欠薪总额。不是我编的，是卫健委统计的。1.2万亿，什么概念？够我们修多少公里高铁？够我们造多少艘航母？”
他放下笔，看着在场的每个人说：“我知道，你们担心债务，担心纪律，担心开了口子。但我想问，那些村医，那些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坚守的人，他们不是人吗？他们的工资，不是钱吗？”
吴老站起来，声音有点发颤，但依然坚持：“林副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怕这样搞下去，会出大问题。”
林杰看着他，说：“吴老，您说的那些问题，我都想过。但我更怕的是，那些村医，等不到我们把问题想清楚。”
会议室里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财政部的张司长开口了：“林副总，您说的那些村医，我信。但这个提议，真的太重大了，不是我们几个部门能定的。得报院里，得报人大，得走程序。”
林杰点点头，说：“我知道。所以今天才叫你们来，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反对，我理解。但反对归反对，问题得解决。这样，你们回去，拿出个方案来，怎么解决基层欠薪，怎么完善转移支付，怎么让那些村医不再被拖欠工资。要具体的，可操作的，不是空话。”
他顿了顿，看向那几个经济学家：“吴老，刘教授，你们也帮忙想想。不一定要发国债，但得有办法。办法出来之前，青川县那八十七万，我先垫上。但垫得了一次，垫不了所有。最终，还得靠制度。”
会散了。人们陆续往外走。
吴老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林杰，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林杰一个人站在白板前，看着那个1.2万亿的数字，很久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