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相机快门键上那点冷白的路灯反光，直到它刺得眼底发酸。

    手指还在抖。不是害怕，是绷得太久后的自然反应。膝盖刚才跪在地板上压着那道黏液字迹，现在一动就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老木头被踩裂。我慢慢把右手抬起来，掌心朝上。灰绿色硬壳已经干透了，边缘翘起，颜色比刚才更深，接近墨绿。裂缝里渗出的新液体还没凝固，一滴挂在食指尖端，将落未落。

    陈砚坐在对面，断掉的拖把杆搁在茶几上，金属断口对着我这边。他后颈那处淤青淡了，只剩一圈浅褐色印子，像是旧茶渍留在杯底。他没看我，目光落在七盘录像带上，手指一根根摩挲过盒面标签，动作很轻，像在修复一张脆纸。

    我没说话。他也沉默。

    窗外路灯忽然闪了一下，光线晃动，照见茶几玻璃下压着的一张便签纸——是我昨天写的“零点检查门窗”，字迹潦草，笔画出头。

    我低头看表：二十三点四十七分。

    还有十三分钟。

    我站起来，风衣下摆擦过沙发边沿，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走到玄关鞋柜前，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空胶片盒。盖子上有划痕，是昨夜砸镜时蹭的。我把右手伸进盒子里，用指甲刮下掌心那层干化的黏液，一片片落进盒底，像剥落的墙皮。最后那滴墨绿液体落进去时，盒子底部立刻洇开一小团暗斑。

    我没有盖上盖子。

    拎着盒子走出门的时候，楼道灯坏了两盏，中间一段黑得彻底。我靠着墙走，手扶着冰冷的水泥壁，一步一顿地下了楼梯。推开公寓铁门时，冷风扑脸，带着泥土和枯叶的味道。街上没人，路灯昏黄，映着人行道上积水的反光。

    市立医院法医科在城东，走路要四十分钟。我一路没跑，也没加快脚步，只是走得稳。胶片盒贴着掌心，黏液残渣随着步伐轻轻震动。

    法医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亮着灯。我推门进去，看见老周站在显微镜前，白大褂沾着不明污渍，袖口卷到肘部。他听见动静转过身，看见我手里的胶片盒，眼神顿了一下。

    “你来了。”他说。

    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会来。我把盒子递过去，他接过，倒出里面的干化物，放在载玻片上推进检测仪。机器嗡嗡运转，屏幕亮起，数据滚动。他盯着看了很久，手指搭在键盘上，没敲下一个键。

    “结果出来了？”我问。

    他没回头。“线粒体DNA序列……完全一致。”

    “和什么？”

    “你。”他声音低下去，“和样本里的组织。你的线粒体，和七个死婴的一样。”

    我站着没动。屋里太安静，只有仪器散热扇的嗡鸣。

    “这不可能。”我说。

    “但数据不会错。”他终于转过身，脸色发灰，“二十五年前，林晚医生做过一次基因嫁接实验。她取了七个早产儿的线粒体，试图做跨代融合。项目编号‘M-7’，后来被封了。所有记录都销毁了，但我见过原始报告。”他顿了顿，“你是唯一活下来的供体。”

    我没问“供体”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答案就在那里，只是还没撕开。

    我转身往外走。门关上的时候，听见他在后面说：“别回去了。今晚别进那栋楼。”

    我没停步。

    回到公寓楼下时，陈砚正从档案馆方向走来。他手里拿着一叠复印纸，边角卷曲，像是刚从地下库翻出来的。我们并肩走进楼道，谁都没提刚才的事。

    “我查到了。”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我姐姐，陈岚，九八年在市疗养所当护士。护理日志上有她的签名，参与过‘特殊儿童观察项目’。”他抽出一页纸递给我。纸上是一行手写记录：“074号容器状态稳定，线粒体活性正常。”

    我盯着那个编号。

    704。

    “我还调了自己的病历副本。”他继续说，“血型是AB型。刚才你在医院拿的那份黏液检测报告，上面写着‘样本血型AB’。”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我们谁都不是旁观者。

    上楼的时候，脚步比来时重了些。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客厅里一切如旧：碎镜片还堆在角落，录像带并排躺在茶几上，相机落在沙发上，后盖开着，底片仓黑洞洞的。

    我走到窗边，拉开百叶帘。花园在夜色里静着，玫瑰丛影影绰绰，花坛表面有新翻动的痕迹，泥土颜色比周围深，像是刚挖过又填回去。

    “不对。”我说。

    陈砚走到我身边。顺着我的视线看去，他也皱起眉。

    我们一前一后下楼，穿过一楼走廊，推开侧门进了花园。泥土松软，踩上去会陷半寸。我绕到玫瑰丛背后，蹲下身用手拨开表层浮土。

    一只手露出来。

    老周的脸埋在泥里，嘴鼻紧贴地面，已经没有呼吸。他穿的是白天那件白大褂，袖口还沾着实验室的药水渍。右手攥成拳，指节发白。我掰开他的手指，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七岁的我，穿着病号服，站在一栋灰白色小楼前。我脸上没有笑，眼神有点空。背后墙上钉着一块锈铁牌，写着“704”。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第一次移植，成功。”

    我把它递给陈砚。

    他接过，低头看着，指腹摩挲过照片边角。然后他弯腰翻过老周的身体。

    背部的衣服被撕开一道口子。皮肤上用暗红色的字写着：

    第一个容器在墙里。

    字迹工整，像是用蘸饱了血的笔慢慢写下的。

    陈砚蹲在那里没动。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捏着那张照片。风吹过来，掀动纸角，拍在我手背上。

    我忽然想起什么。

    转身往回走，速度快得几乎撞上门框。我冲进厨房，拉开橱柜最底层的抽屉。不锈钢锅盖还在，锃亮，映着顶灯的光。我把它举起来，对准天花板。

    锅盖里映出我自己：三十多岁，眼下青影浓重，左耳三枚银环晃了一下。

    正常。

    我把锅盖放下，又拉开另一个柜子，翻出一把旧剪刀。回到客厅，蹲在碎镜片前，用剪刀尖挑起其中一块较大的碎片，翻过来，看背面。

    灰绿色黏液还在，已经干了，颜色更深。我凑近看，发现那行字

    每晚零点，必须给一个孩子讲故事。

    讲完才能睡。

    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

    二十三点五十八分。

    两分钟后就是零点。

    我站起身，走到沙发边坐下。相机还在大腿上，快门键朝上。我伸手进去摸底片仓，那道划痕还在，是昨夜撬冰柜时留下的。我手指卡在缝隙里，没动。

    陈砚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他把照片放在茶几上，离那七盘录像带不远。他后颈的皮肤泛红，像是被什么咬过。

    屋里很静。

    挂钟的秒针走动声突然变得很清楚。

    滴、滴、滴。

    我盯着相机。

    快门键上的反光开始变色，由冷白转为微黄，像是被某种内部光源照亮。我抬起左手，碰了碰左耳最

    右手指尖突然一热。

    我低头看。

    掌心那层干化的墨绿硬壳，裂开了一道新缝。一滴新的黏液，正缓缓渗出来，颜色更深，泛着油光。

    它滑过指腹，落在相机外壳上，发出极轻的一声响。

    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

    我坐着，没动。

    陈砚抬起头，看向我。

    我也看着他。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

    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个音节，很轻，像是从别人嘴里借来的。

    “好。”我说。

    我举起相机，对准客厅正中的立式穿衣镜。

    快门按下。

    咔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