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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三十二分，洗衣房的门被撞开时，我正踩在楼梯最后一阶。木头门板砸在墙上发出巨响，火光从门口扫进来，照得水泥地一片晃动。院长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盏应急灯，光圈直直打在我脸上。他身后跟着三个穿灰制服的男人，两根木棍、一根铁管，还有人手上缠了绳索。
我没动。
他知道我看过了。
“陈先生。”院长声音很平，像在念登记表，“东西放下，你走。”
我没说话，往后退了半步。脚后跟碰到台阶边缘，意识到自己卡在楼梯口和杂物堆之间。左边是堆到天花板的破床单，右边是墙。退路只有身后的暗室，但那扇铁门关上就等于把自己锁死。
院长往前迈了一步。“最后说一遍。”
我低头看了眼背包。拉链还扣着，名单在里面。这纸不能丢。
灯光突然灭了。
不是我弄的。是他们自己关掉了应急灯。
黑暗里，棍子先动了。
我侧身躲开第一击，听见风声擦过耳朵。第二下砸在楼梯扶手上，木屑飞起来扎进手背。我摸到口袋里的打火机，拇指一推——火苗刚跳出来，就被一只鞋踩在地上。热气烫到指甲，我缩回手，顺势滚向左边麻袋堆。
有人扑上来压我肩膀。我肘部往后顶，撞到软肉，对方闷哼一声松了劲。我翻身爬起，撞翻一堆脸盆，金属撞击声在屋里炸开。借着这点乱，我冲向洗衣房后门。
门没锁。
我撞出去的时候闻到了夜露和腐叶的味道。外面是后院，地面坑洼不平，杂草长到小腿。我左脚踩进一个水坑，泥水溅进裤管，冷得一激灵。身后有人大喊：“绕过去堵他！”脚步分成两拨，一队追出后门，另一队往侧边跑，显然是要去围堵围墙缺口。
我拐了个急弯，贴着锅炉房外墙跑。右手一直护着背包，左手在裤兜里攥紧小刀。刀片已经弹开，刃口朝外。我知道他们要活捉，不然早用更狠的家伙了。
围墙角有堆废弃砖块，我踩上去够墙头。手指刚扒住水泥沿，鼻梁断裂的声音。那人松了手，我翻过去滚落地上，右肩着地，疼得眼前发黑。
镇外的小路在三百米开外。我撑着站起来，左脚踝一软，差点跪倒。扭伤了。我咬牙往前跑，每一步都像踩在钉子上。
身后孤儿院方向传来哨声。短促，两声一组。他们在联络位置。
我钻进路旁灌木丛，趴下喘气。汗顺着额角流进眼睛，又咸又刺。背包还在，拉链没开。我伸手进去摸了下名单，纸页完整。
五分钟不敢动。
远处手电光在草地上来回扫。他们还没放弃。
我慢慢往后挪，避开低枝，爬向小路另一侧。那边有条排水沟，底下是硬土，踩上去不会留印。我滑下去，弓着腰往前走。沟不深，但足够遮住身形。
走出五十米，前方出现岔口。左边通镇子，右边通山道。我选右边。
刚踏上坡道，听见背后有布料摩擦声。不是脚步，是衣服蹭过枯草的声音。我停住，屏息。声音也停了。
我继续走，放轻动作。走了十步，又听见。
这次是从侧面传来的。
我靠住一棵树，把小刀换到右手。左手从背包夹层掏出LED灯，拧到微光档。绿幽幽的光照出去，扫过前方路面。
什么都没有。
但我刚才明明听见。
我把灯关了，贴着树干蹲下。心跳撞得肋骨疼。不能再跑了。再跑下去脚踝会彻底废掉。
我数着呼吸，等那声音再出现。
十分钟过去，什么都没来。
也许是我听错了。
我扶着树干站起来，准备继续走。刚迈一步，眼角余光看见坡上有个影子动了一下。
不是人形。
是窗帘。
我猛地回头。孤儿院主楼二楼，最东边那扇窗，原本拉着的白布帘，现在掀开了一角。里面亮着灯，昏黄，像是老式钨丝泡。一个人影站在窗后，不动，只盯着这个方向。
那是我昨夜看到的房间。当时它黑着。
现在它醒了。
我盯着那扇窗，手心全是汗。他们不是在找我。他们是知道我在哪儿。
我转身就跑，顾不上脚踝的痛。排水沟尽头接一条田埂，通往公路。只要能上主路，就有车经过。夜里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不会多问，给钱就能搭一段。
我冲上田埂时，听见身后传来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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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只。
他们放狗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两条黑背穿过草地，速度快得不像普通犬类。它们没吠，只是低着头猛冲，像训练过的追踪犬。
我拔足狂奔。
肺像破风箱一样拉扯，脚踝每落地一次都像骨头错位。田埂窄，两边是水田，一脚踩空就会陷进去。我死死盯着前方公路的反光带，把它当成终点线。
狗叫声越来越近。
二十米。
十五米。
我摸到裤兜里的打火机，想着能不能烧草逼它们停。但风向不对，火一起我先被呛死。
十米。
我看见公路上有车灯闪了一下。
希望来了。
我张嘴想喊，可喉咙干得发不出声。
就在这时，左脚绊在田埂凸起处，整个人向前扑倒。背包甩出去，撞在路边石墩上。我翻过身去抓，指尖刚碰到带子，一条黑影跃上石墩，低吼着扑下来。
我举起小刀。
狗在半空扭身避开了刀锋，落地时前爪按在我胸口。它的嘴张开，牙齿离我咽喉不到十厘米。另一条狗守在旁边，对着公路方向低吼，像是在阻止我呼救。
我没有动。
狗也不动。
我们对峙着，直到远处车灯消失在弯道。
然后，它们同时后退，转身跑回黑暗里。
我躺在地上喘了十分钟才爬起来。全身都是泥，手肘擦破了皮，血混着泥水流下来。我捡起背包，检查拉链。名单还在。
我一瘸一拐走上公路。
一辆夜班小巴从市区方向驶来。我站在站牌下挥手。司机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去哪儿？”他问。
“市里，档案馆附近。”
他打量我一眼：湿透的裤子，破皮的手，背包鼓鼓囊囊。“打架了？”
“摔了一跤。”我说。
他没再问，收了钱，让我坐后排。
车子启动时，我回头望了一眼。公路尽头，孤儿院的方向，主楼所有窗户都亮着灯。整栋建筑像一座醒来的坟墓，静静地立在夜色里。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们知道我看过名单。
也知道我活着逃出来了。
我不再是调查者。
我是目标。
小巴驶过第一个红绿灯，我从背包里抽出那份名单，手指抚过“陈砚”那一行。铅笔划的横线还在，很淡，但确实存在。
有人在我之前就知道这个名字。
也有人，在我之后，改写了它。
我把名单塞回防水袋，放进夹层。睁开眼时，发现司机正从后视镜看着我。
他的眼神不太对。
我慢慢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握住打火机。
车子继续往前开，路灯一盏盏掠过车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