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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车里弥漫着一股铁锈混着消毒水的气味，空调出风口嗡嗡响，吹出来的风是温的，但没人去调。我背靠金属壁坐着，左耳包扎后的纱布被血浸得发硬，一碰就疼。陈砚站在我旁边，手里捏着那本翻烂了的笔记本，纸页边缘卷曲，像枯叶。

    外面的雾起来了。

    不是寻常的晨雾，是那种从地缝里钻出来的、灰白色的、带着湿冷重量的雾气。它贴着地面爬，先吞了广场边缘的警戒线，接着漫过花坛，把那些梦游者的脚踝都盖住。他们站在原地，不动，也不说话，只是脸朝着屏幕的方向，像一群被钉在地上的桩子。

    指挥官坐在主控台前，盯着几块屏幕。其中一块显示热成像图，人群聚集成一片暗红斑块；另一块是信号监测，波形图不断跳动，底噪越来越高。

    “能见度已经降到五米以下。”一名技术员说，“无人机升不起来，红外也失灵，雾里有金属微粒，干扰严重。”

    我没吭声，低头看相机。胶片还没换，取景框黑着。刚才那一阵反噬留下的震感还在指尖，像是碰过高压电的余韵。我把相机轻轻放在膝上，用袖口擦了擦镜头——其实没脏，但我需要做点什么。

    “你们之前说的信号结构。”指挥官忽然开口，目光落在我脸上，“能不能顺着它找回去？就像顺着电线查故障点？”

    我抬眼：“可以。前提是知道它从哪儿发出来。”

    “不是这块屏幕？”他问。

    “它是放大器，不是源头。”陈砚接话，翻开笔记本最新一页，上面画着简略的城市地下管网图，“你看，所有异常节点都集中在老城区供电支线B7段，但它只是中转站。真正的发射源应该藏在更早的传输链路上，可能是某个未登记的中继设备，或者……直接连到了原始供能系统。”

    指挥官皱眉：“原始供能？指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说，“但我知道怎么找。只要还能捕捉到信号频率，就能逆向追踪它的最强反射点。就像听回声。”

    他沉默了几秒，手指敲着桌面。

    “现在外面全是雾，通讯时断时续，我们的人连走散都不敢。”他说，“而且你们不是官方人员，让我听两个陌生人指挥，很难交代。”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直视他，“继续派人在外面转圈？等更多人变成那样？”我朝窗外扬了扬下巴，三个安保正合力把一个试图爬过封锁线的男人按在地上，那人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话，眼神空得像玻璃珠。

    指挥官没反驳。

    陈砚合上本子：“我们不需要指挥权。只需要信息共享。你们有监测网络，我们有识别能力。双线并行，总比死守这里强。”

    车内安静下来。只有仪器滴答作响。

    过了半分钟，指挥官终于点头：“好。给你们一个临时权限频段，接入我们的区域监控系统。但你们必须留在车上，不准擅自行动。”

    “不行。”我说，“有些东西必须亲眼看见。信号不是只存在于机器里，它会留下痕迹——人的行为变化、设备启动顺序、甚至空气里的静电感。这些数据没法远程传给你。”

    “你受伤了。”他盯着我的耳朵。

    “伤没断我的脑子。”我站起来，膝盖有点软，但撑住了，“而且我现在是唯一能‘读’到它的人。你不让我出去，等于放弃最好的探针。”

    他看着我，又看看陈砚。

    陈砚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掏出一支录音笔，放在桌上。“这是我姐姐留下的最后一条记录。里面提到了七次信号测试失败的原因。如果你想看，我可以放给你听。但条件是，让我们参与实地调查。”

    指挥官盯着那支笔，很久没动。

    最终，他按下耳麦：“调两套便携式通讯组，配定位信标。给他们一人一套防护服，面罩加滤芯。再派两名特勤贴身跟随，确保安全。”

    我松了口气。

    “但我们分头走。”我说，“一个人盯技术端，一个人跑外场。效率更高。”

    “你留下。”陈砚立刻说，“你的状态不适合外出。”

    “我是记录者，不是摆设。”我摇头，“我去走访家属，收集早期症状。你留在车里对接技术流，协调信号分析。你是修复师，懂怎么拼碎片。我在现场，才能发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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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

    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指挥官看了我们一眼：“那就按这个分工。A组检查广场周边公共屏幕线路，B组排查地下管网电磁残留，C组由林镜心带队，走访最近三小时内报告梦游亲属的居民楼。”

    任务分配很快完成。地图投影在墙上，三条路径用不同颜色标出。有人递来平板，我接过，快速扫了一遍名单——六户人家，分布在广场东侧两个街区。

    “雾太大，步行容易迷路。”一名特勤提醒，“建议每十分钟报一次位置。”

    “不用。”我说，“我会用相机记录每一步。快门次数就是坐标标记。十次一循环，对应方向变化。”

    他们没再反对。

    几分钟后，我穿上防护服，拉上面罩。冷塑料贴着脸，呼吸声被放大。陈砚递来一台小型信号接收器，夹在我胸前。“一旦检测到异常波动，它会震动。超过阈值就自动报警。”

    我点头，把相机挎好。

    走出指挥车时，雾迎面扑来。它不像空气，倒像是液体，裹在身上，沉甸甸的。视线确实只剩几米远，前方那个举着荧光棒引路的特勤，轮廓已经模糊。

    我们沿着主街向东走，脚步踩在湿地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没有车，没有人喊，只有远处隐约的对讲机杂音。

    第一户人家住在临街的老式公寓二楼。门开了一条缝，女人躲在后面，只露出一只眼睛。她丈夫昨晚开始梦游，今早被邻居发现跪在楼梯口，手里攥着一张电费单。

    “他平时根本不关心这个。”她说，声音发抖，“而且他不会写字了。今天早上想写留言，写出来的全是圈。”

    我让她把那张纸给我看。纸上确实是一排紧密的圆圈，笔迹用力，纸都划破了。

    我举起相机，对着纸拍了一张。快门落下时，手指微微一颤——有种熟悉的刺感从指尖窜上来，像是信号在回应我。

    第二户是个独居老人，女儿早上打电话才发现不对劲。老人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她在等我回家吃饭。”可他根本没结过婚，也没孩子。

    第三户是一对年轻夫妻，妻子凌晨三点起床煮了一锅米饭，然后站在厨房里不动了，直到丈夫把她拉回来。

    我记下每一句异常言语，每一个行为节点，同时留意周围环境。路边的路灯虽然亮着，但灯罩内壁有一层细密的黑色粉末；一家便利店的电子价签闪烁不停，数字乱跳；就连路边的共享单车，锁具都在无规律地弹开又合上。

    这不是单纯的意识入侵。

    是整个区域的电子系统在共振。

    我停下脚步，在街角蹲下，打开相机后盖，准备换胶卷。特勤立刻靠近：“需要帮忙吗？”

    “不用。”我说，“你退后五步，别挡住东南方向的光线。”

    他照做了。

    我取出旧胶卷，放进随身袋。新卷装入时，手指触到暗盒底部——那里有个细微的凸起，像是被人做过标记。

    我没声张。

    重新合上相机，我站起身，望向雾深处。

    “下一个地方在哪？”特勤问。

    我看了看平板上的地址。

    “疗养所旧址附近。”我说，“最后一户，住在那边一栋红砖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