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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一个时辰之后,周大小姐开始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最后歪在椅背上,头发散下来遮住了半边脸,碧玉簪子歪到了一边,只剩最后一小截还插在发髻里。
她的呼吸均匀而轻微,嘴唇微微张开,偶尔咂一下嘴,不知道在梦里吃什么东西。
被门板撞在墙上的声音惊醒,她猛地睁开眼,脸上的表情从迷糊变成清醒只用了大概一息的工夫。
她看到叶洛大步流星地往府衙外走,愣了一下,然后就从椅子上弹起来,拔腿就跟了上去。
王砚也正在隔壁房间里整理供状。
他的面前摊着一摞审讯记录,按照日期和提审次数分成了三沓,每一页的页脚都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标注了关键信息。
他正在往一个总表上誊写这几天所有审讯的核心要点,写着写着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一串和平时完全不同的脚步声。
他赶紧放下笔,从房间门口探头一看,只看到叶洛的衣角拐过走廊的尽头,然后就不见了。
王砚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知道叶洛从来不会这么走路的,除非——
他赶紧把卷宗往怀里一搂,桌上的那沓审讯记录也顾不上收拾了,脚一蹬从椅子上弹起来,也跌跌撞撞地追了上去。
此行的目的地,是与有过两次一面之缘的礼部左侍郎李九节互为左右侍郎的礼部右侍郎上乙己的侍郎府邸。
李九节和上乙己,一个是礼部左侍郎,一个是礼部右侍郎,品级相同,都是正三品,在朝廷的序列里属于仅次于尚书的高级官员。
礼部共有两位尚书——
一位是礼部尚书,一位是协办礼部尚书——
务截然不同。
左侍郎分管的是科举、文教、学政,这些是最有实权的差事,关系到天下读书人的前途命运。
右侍郎分管的是王朝礼仪祭祀、宫廷歌舞、外交藩属事务与宗教文化等一众杂项,听起来像是朝廷里的“总管家”,大事小事都得管,但管来管去都是伺候人的活。
这几天裴淮每天都会传回来各种消息。
裴淮自从离开神京府衙之后,就一直在用她之前在京中的人脉关系四处打听。
她找到了之前在朝为官时结识的一位原本在宫中侍奉了好几年的老公公,叫做妙内侍。
这位妙内侍的经历颇为传奇——
他原本是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内侍,在仁乐帝时代被派到宫外采买杂物。
这个差事在宫里的内侍中属于苦差事,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宫,在神京城的各个坊市之间奔波,买布匹、买香料、买药材、买纸墨,有时候还要帮各宫的主子们跑腿买一些私人用的东西,风吹日晒,比在宫里伺候主子辛苦十倍不止。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差事,妙内侍对神京城的大街小巷摸得比谁都熟。
哪条巷子里藏着最好的裁缝,哪个坊市里能买到真正的江南丝绸而不是本地仿货,哪家药铺的坐堂大夫最靠谱,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活地图。
宫里的主子们需要买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因为他总能找到最好的货源和最实惠的价格,这在后宫削减月钱,大减奢靡之风的要求之后尤其重要。
朝堂上那些大员也经常能见到他,因为妙内侍经常被派到各衙门去送东西或者取东西,户部、礼部、工部、兵部,哪个衙门他都进去过,哪个衙门的主事他都打过照面。
他嘴甜,会说话,见人就一直笑呵呵的,逢年过节还会给各衙门的门房塞几包宫里赏下来的点心,一来二去就成了不少人巴结的对象。
有些官员想给宫里某位主子递个话,就会先来找妙内侍打听消息;
有些宫里的主子想知道外面某个官员的近况,也会让妙内侍借采买的名义去探探口风。
与他人的信息往来也就多了起来,随着小道消息一进一出,妙内侍也就成为了最了解皇城内外的人物之一。
后来仁乐帝去了北境,一大批内侍跟着迁到了北境行宫,妙内侍却没有走——
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去北境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怕是活不了几年。
他就这样被留在了神京城,留在了皇宫里。
虽然表面上依旧做他的采买活计,依旧是那个每天天不亮就出宫、傍晚才回来的老内侍,但他实际上已经靠着这些年的积累,那些攒了几十年的人脉和情报网络,成为了一名皇宫大内举足轻重的内侍总管。
新来的小内侍们见到他都要躬身行礼叫一声“妙总管”,他表面上笑眯眯地摆手说不敢当,但在宫里的地位却是实打实的。
裴淮找到妙内侍之后,两个人一拍即合。
裴淮需要宫里的消息,妙内侍需要宫外的人脉,两个人各取所需,消息往来的频率比叶洛预想的要快得多。
从裴淮传回来的消息来看,礼部左侍郎李九节全权负责科举与文教,各地的乡试、会试、殿试的章程拟订与执行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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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乡试由各布政使司主持,但试题的审核和考官的选派都要经过李九节的手;
会试和殿试更是由礼部直接操办,李九节作为左侍郎几乎全程参与,从考场的布置到试卷的印制,从考官的遴选到殿试的座次安排,每一样都离不开他签字画押。
这也就意味着李九节是叶洛和王砚此次参加科考的直接负责人——
他们的试卷会送到李九节面前,他们的名次会经过李九节的复核,他们能否进入殿试也有一部分取决于李九节的意见。
叶洛得知这一点后还暗自舒心,因为他自觉这两次见面给李九节留下的印象似乎都还算不错。
从韦公子嘴里,叶洛还知道了李九节给了他一个“后生可畏”的评价。
这四个字从李九节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因为这位李侍郎在朝中以严苛闻名,年轻官员见了他都绕着走,能得他一句夸奖的少之又少。
而这位礼部右侍郎上乙己上大人,则负责的是王朝礼仪祭祀、宫廷歌舞、外交藩属事务与宗教文化等一众杂项。
这个职责范围听起来像是一个杂物筐,什么都往里装——
皇上要祭天,他得安排祭坛的布置和祭品;
宫里要办宴会,他得安排歌舞节目和座次排布;
外国使臣来朝贡,他得安排接待的礼仪和回赐的礼品;
寺庙道观要办大法会,他得安排礼部的官员去观礼。
这些事说起来都不算军国大事,但每一件都关系到朝廷的体面,稍有差池就会被人弹劾。
至于他为什么会与空印案有所牵连,那就是叶洛问典贺年的那个看似不经意、实则埋伏很深的问题所牵出来的线索了。
叶洛当时问的是:
“这印信,为何只需要押运起始地和皇家码头户部官员首尾两个?”
这个问题在审讯记录上其实就这么短短一行。
王砚在记录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审讯笔录格式——
“问:印信何以仅用首尾二处?答:......”
后面空着一大块等着填。
单独拎出来看平平无奇,甚至像是审讯官在随口确认一个已有的信息——
毕竟审讯记录上已经有十几页关于印信制度的问答了,这个问题夹在其中毫不起眼。
但这个问题真正的刀刃藏在它的背面。
因为印信制度早在文书上有明文规定。
神京朝廷的印信制度写在大诰的第十七卷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写得很清楚:
无论是税收上来的盐还是粮,漕运这一路上的各处核查及停靠歇脚的各大渡口码头,以及每一道每一州的押运司,都必须在相应的文书上加盖印信以作查验凭证。
从起始地开始,经过的第一个渡口要加盖当地漕运司的印,第二个渡口也要盖,每到一个有押运司驻扎的地方都要盖,到了中转仓要盖,从中转仓再出发到下一个渡口还要盖,一直到抵达京城皇家码头,户部仓部司的官员验收入库之后,盖上最后一个印。
这些印信不是白盖的。每一个印信都代表着一道手续——
押运司的官员要开舱查验,核对实际运到的粮食数量和文书上的数量是否一致,核对粮食的品质是否达标,核对途中损耗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少一个印信就是一道失职,如果有人刻意跳过某一道印信,那就要查这道印信对应的官员为什么没有履行核查职责。
这套制度的目的也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要按阶段核查押运粮食和盐途中的损耗。
毕竟从产粮区运到京城,路程短则几百里长则上千里,这中间粮食会发霉变质,会有遗漏洒落,会有老鼠虫蛀,还有船上的人也要吃粮食和盐。
这些损耗都是允许的,朝廷也给了相应的损耗定额——
粮食损耗不得超过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十,盐不得超过百分之三——
但是要做下记录,每一道印信对应的官员都要在文书上注明这一段的实际损耗数字,然后盖章确认。
如果一个地方的损耗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那就要追究这一段押运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