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天刚亮，小巴在坑洼的土路上颠了二十分钟才停下。车门嘶地拉开，一股混着草灰和湿泥的风灌进来。我下了车，站稳后第一件事是摸口袋——照片还在，折成四叠，边角已经毛了。我把它展开一点，确认地址没看错：柳河镇晨光育幼院。
路牌歪在路边，漆皮掉了一半，“晨光”两个字只剩轮廓。我顺着水泥道往前走，两旁是荒废的菜地，铁丝网塌在地上，像被什么重物压过。远处那栋灰楼慢慢显出来，两层，白墙剥落得厉害，屋顶瓦片缺了几块，露出黑黢黢的椽子。一棵枯树立在院子中央，枝干扭曲，没有叶子，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铁门虚掩着，锁链挂在生锈的扣环上，没锁死。我推了一下，门轴发出干涩的响声。门内小径铺着碎石，缝隙里长出矮草，踩上去沙沙作响。我放轻脚步，抬头看了眼二楼窗户——窗帘拉得严实，但有扇窗的布帘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刚松手。
我停住，站在原地等了五秒。里面没声音，也没人出来问。广播响着，童谣循环播放，调子慢得不像正常录音，每个音拖得老长，像是卡带的老式磁机。歌词听不清，只有一句反复回荡：“……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我继续往里走。花坛干裂，泥土翻起，只有枯树底下一圈土地还算湿润。走近前厅，木门开着一条缝。我侧身进去，脚底木地板咯吱响了一声，立刻停住。没人应声。
接待台后没人，登记簿摊开在桌面上，纸页泛黄。我走近看了一眼，今天来访记录写着“无”，日期却填的是昨天。笔迹是印刷体，一笔一划工整得不自然，像是刻意模仿的。我伸手碰了下墨迹，早干透了。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很轻，节奏均匀。我退回墙边，低头假装系鞋带。一个穿灰制服的女人从活动室走出来，四十多岁，头发挽成髻，脸上没表情。她经过我身边时，脚步没停，也没说话，只是眼角扫了我一下。
我直起身，跟在她后面进了活动室。
门一开，冷气扑面。屋里没开灯，只有几缕光从窗帘缝漏进来。十几个孩子坐在地毯上，围成圆圈，背挺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他们全都盯着前方那面空墙，眼皮眨动的频率几乎一致，间隔三秒一次。老师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本薄册子，用平直的声调念着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她的嘴一张一合，但眼神发直，像在背诵一段早就烂熟于心的稿子。
我没动，在门口站了两分钟。有个小女孩突然转头看我，动作干脆得像被人拧了一下脖子。她的眼睛很黑，瞳孔缩得很小，脸上没有好奇，也没有害怕，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接着，她左边的孩子也转了头，再左边的一个，一个接一个，整排人齐刷刷扭过来，十几双眼睛同时盯住我。
我后退一步，退出门框。
走廊恢复安静。广播里的童谣还在响，但刚才那一瞬，我好像听见它停了一拍。
我转身朝办公室走。门牌写着“院长室”，门缝里透出一点光。我敲了两下。
“请进。”声音是个老人，温和但不热情。
我推门进去。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男人坐在桌后，六十左右，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袖口磨出了线头。他抬头看我，笑了笑：“你是……？”
“我姓陈，来探个旧人。”我把照片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我姐姐以前在这工作过，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他没立刻拿照片，只是看着它，视线停在右下角烧焦的地方。三秒钟后，他才伸手，用两根手指将照片往回推了半寸。“记不太清了，”他说，“早年的事，人都走了，资料也毁了。”
“火灾？”我问。
“嗯，九十年代末，一场火，把档案室烧了大半。”他语气平稳，但右手搭在桌沿，食指微微抽了一下。
我点点头，像是信了。“那您还记得1998年6月，有个叫周慧兰的护理组长吗？”
他抬眼，这次对上了我的目光。“这名字……有点耳熟，但实在想不起人了。”
我说：“我姐姐最后一次上班是六月十五号，她失踪前三天，有人拍到她来这里。这张照片就是那天照的。”我指着枯树，“您看，这棵树还在。”
他看了眼照片，又迅速移开视线。“那时候我不在任上，”他说，“中间有几年空缺，我是后来才接手的。”
“那现在这些孩子，”我换了个方向，“都是那时候留下的吗？”
“不是。”他摇头，“老一批早就安置了。现在这批是近年收的，情况不同。”
“他们……看起来很安静。”
“我们注重纪律。”他说，“作息规律，课程统一，不许吵闹。”
我“哦”了一声，低头看表。七点四十三分。我站起身：“打扰您了，既然资料没了，我也问不出什么。”
他点点头，没挽留。
我走到门口，手扶上门把，忽然“哎”了一声，像是想起什么，转身回来捡我落在椅子上的笔记本。弯腰时，余光扫过他桌下——抽屉没关严，露出一角深蓝色的硬壳盒子，和我在疗养所档案室见过的旧式病历盒一模一样。上面印着编号：B-7。
我直起身，把本子塞进外套，说了句“谢谢”，开门出去。
走廊比进来时更暗。广播里的童谣突然断了，屋里一片静。我加快脚步往大门走，刚拐过楼梯角，听见身后有动静。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我停住，贴墙站着。
十米外，一个保育员站在活动室门口，正对着我这个方向。她没动，双手垂在身侧，掌心向外，像在等我做什么。我们之间隔着二十步，她没说话，也没靠近，就这么站着。
头顶的灯闪了一下，光线暗了半秒，又亮起来。
她还在那儿。
我慢慢后退，一步，两步，直到拐过墙角看不见她。我没有跑，但心跳顶到了喉咙口。我沿着侧廊走，绕到洗衣房后门，推开铁栅栏，钻了出去。
外面是后院，堆着废弃的床架和破桌椅。我蹲在角落，掏出手机，关掉自动亮度，打开相机，对着建筑群拍了几张。镜头扫过二楼窗户，某个瞬间，我看见窗帘后有人影——不是一闪而过的轮廓，而是整个人贴在玻璃内侧，脸朝外，姿势僵硬。
我放下手机，喘了口气。
这不是普通的孤儿院。孩子们不对劲，大人也不对劲。院长说谎，抽屉里藏着旧档案，连空气都像是被什么吸走了声音。那个护理组长周慧兰，我姐姐写笔记提到的人，她当年来过这里，还留下了线索。而这张照片，是她藏下来的证据之一。
我不能走。
白天不行。他们已经注意到我。我得晚上来。
我绕到围墙外，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后退，一直退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处废弃岗亭。我蹲在里面，掏出照片，再次展开。晨光育幼院，1998.6.12。姐姐来过这里。三天后，她失踪了。
我翻过照片背面，什么都没写。我又用指甲轻轻刮了刮烧焦的边缘，试图看出底下有没有字迹残留。没有。
但我记得笔记残页上的那句话：“他们在治病，是在……”后面被火烧没了。
是什么？
我盯着照片里的枯树。树干右侧有道斜痕，像是被刀刻过。我放大手机里的照片，凑近看——是一道竖线，
不是刻的。是嵌进去的。
我眯起眼。那不是符号。是半个字母。
我屏住呼吸，把照片转了九十度。那道痕迹变成了“L”的右半边。
有人在树上钉过东西。一块金属牌，或者铭牌，后来被拆了，只留下钉孔的痕迹。
我收起手机，靠在岗亭墙上。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光照从正面变成斜射，孤儿院的影子拉得很长，盖住了整个前院。我数了数二楼的窗户——七扇。其中一扇，窗帘始终没动过，玻璃反着光，像一只睁着的眼睛。
我摸了摸外套内袋，铁盒还在，紧贴胸口。姐姐没烧完所有东西。她留下这张照片，就是让人来找的。
我得知道那半句话是什么。
天还没全黑，我不能靠近。我得等。
我闭上眼，靠在墙上休息。风吹进来，带着土腥味。远处传来狗叫，一声，然后没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天灰了，路灯没亮，但孤儿院一楼的灯开了两盏，昏黄的光从窗户透出来。
我站起身，拍掉裤子上的草屑。我绕到后院角落，找到一处监控探头，仰头看了几秒。它的转动轨迹有规律，每三十秒扫过一次洗衣房窗口，盲区在锅炉房背后和东侧围墙拐角。
我记下位置。
如果我要进去，得从锅炉房那边翻墙。时间最好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那时值班人员最少，广播也会停。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栋灰楼。二楼那扇不动的窗，窗帘似乎动了一下。
我转身离开，脚步放轻，没回头。
走到路口，我停下，从口袋里掏出照片，捏在手里。风把一角吹起来，我用拇指按住。
然后我把它撕成两半，把带日期的那一半塞进鞋垫底下，另一半攥在手心，走进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