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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主席的那封邮件，在杨平的收件箱里躺了三天才被回复。

    不是杨平故意拖延，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如果您有时间，我想来中国当面和您讨论”，一位在干细胞领域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的老科学家，近八十岁，诺奖得主，全世界干细胞研究的活化石，要飞过大半个地球来和你“当面讨论”。这不是客套，这是认真。

    杨平回复了五个字：“欢迎，时间您定。”

    对方的回复更快：“下周三，我和我的两个学生一起过来，请允许我参观您的实验室，并见一下那位志愿者。”

    杨平把这封邮件转发给曼因斯坦，曼因斯坦看完之后，表情有些复杂。

    “你认识他？”

    “认识，三十多年了！”曼因斯坦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赫尔曼·韦伯，七十八岁，诺奖得主，干细胞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我在德国的导师和他很熟，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很多次。”

    “你们关系怎么样？”

    曼因斯坦沉默了片刻。“他是我前辈，我一直很尊敬他，但他对我的……风格，一直不太满意。”

    “什么风格？”

    “太犀利！”曼因斯坦笑了一下，带着一点自嘲，“他认为科学应该严谨、保守、一步一步来。他认为我话太绝对，批评别人太直接，下结论太快。”

    杨平看着他，这是曼因斯坦第一次主动提起别人对他的负面评价。这个德国人从来不在意外界的看法，拒绝采访时干净利，被质疑时只用数据话，学术界很多人都怕他。

    杨平点了点头。“那这次他来了，你打算怎么跟他相处？”

    “该怎么就怎么，数据是数据，交情是交情。”

    曼因斯坦拿起手机，给康复训练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李姐，曼因斯坦明来意之后电话那头沉默一会，然后陈建国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谁？国际什么学会的主席？诺奖得主？来就来吧。正好让人家看看，曼因斯坦教授的方法在我身上有没有效。”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队都在为这次来访做准备。不是准备接待，是准备数据。曼因斯坦把所有关于原细胞修复的证据整理成一个文件夹，M7的电生理记录、M8的免疫组化照片、M21的单细胞测序结果、陈建国的脑脊液检测报告、感觉平面下降曲线、肌力恢复时间线、站立时长变化图，每一份数据都标注了日期、条件和原始数据的位置。“韦伯不会相信任何没有原始数据支撑的结论。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四十年，见过太多包装精美的假数据。我们要给他看的不是结论，是证据。结论可以包装，证据不能。”

    杨平把那篇综述的最后一部分又改了三遍。第三部分的标题从“未来展望”改成了“一个可检验的猜想”，又改成了“统一假：分化与迁移的同源调控”。最后定稿的版本，标题

    “我们提出，细胞的分化命运与空间位置在分子层面受同一套信号网络调控。这套网络在胚胎发育中协调组织构建，在成体损伤后可被特定的微环境信号重新激活，介导内源性的组织修复。”

    杨平把这段话念了几遍，确认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真正相信的，然后保存了文档。他打算将这个理论向世界开放，所以必须尽量谨慎，以免误导参与进来的研究者。

    下周三，来访者准时到达。

    杨平本来想去机场接，韦伯的助理坚持不要。“韦伯教授自己租了车，导航过去，他不喜欢麻烦别人。”杨平没有继续坚持。他听过韦伯的作风，这位老先生七十多岁了，出差从不带助理，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经济舱，到了目的地自己租车开去酒店。有人这是作秀，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韦伯从年轻时就这样，不是作秀，是真的不耐烦被人伺候。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研究所门口。车门打开，先下来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背着双肩包，目光锐利，一看就是那种在顶级实验室里被训练出来的博士后。然后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从车上下来。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看起来像任何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曼因斯坦站在门口，看到这个老人的第一眼，腰不自觉地挺直了一些。不是紧张，是尊重。赫尔曼·韦伯，干细胞领域的活教科书。曼因斯坦读过他几乎所有的论文，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无数次，但真正面对面的交谈不超过十次。每一次，韦伯都会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像一个严厉的老师在看一个聪明的坏学生。

    “曼因斯坦！”韦伯走过来，伸出手，用的不是英语，是德语。

    “韦伯教授！”曼因斯坦也用德语回答，握住他的手。

    两个人的手握了不到一秒就松开了，干脆利，没有什么多余的情感交流。韦伯的目光越过曼因斯坦的肩膀，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杨平。

    “这位就是杨平教授？”

    “是！”曼因斯坦侧过身，让出位置，“杨教授，这位是赫尔曼·韦伯教授。”

    杨平走上前，伸出手，韦伯握住，这一次握得比刚才久一些。他用英语：“杨教授，你的论文我都读过了，幸会，医学界没想到能够出您这样的天才人物。”

    杨平看着他：“过奖了，只不过运气好一点。”

    韦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中国人总是含蓄谦虚。”

    韦伯没有寒暄天气或旅途，之类的客套话。他直截了当地：“杨教授，你的那篇综述，最后一页的猜想，有多大把握？”

    杨平看着他：“我现在回答你，你会信吗？”

    韦伯又愣了一下，这是他在学术会议上问了无数次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有很大把握”“初步数据支持”“我们正在验证中”——全是套话。从来没有人反问过他“你会信吗”。

    “不会！”韦伯老老实实地回答，“所以我带了两个学生来，让他们自己看数据。”

    “那就先看数据。”

    杨平带着韦伯和他的两个学生直接去了会议室。曼因斯坦已经把所有的数据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好了，从M7到M8到M21到陈建国，从动物到人类，从急性到陈旧到非靶向。桌面上摊着几十张图表和照片，每一张旁边都贴着标注了日期和条件的黄色便签纸。

    韦伯坐下来，从第一张开始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张都要花好几分钟，有时候会拿起放大镜对着显微照片看很久，然后问身边的学生：“你看到这个了吗？”学生凑过去，点头或摇头。韦伯不话，继续看下一张。

    曼因斯坦站在旁边，看着韦伯翻阅那些数据，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十年前，在德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韦伯听完他的报告后当众：“曼因斯坦博士，你的实验设计很精巧，但你的结论走得太远了。科学不是百米冲刺，是马拉松，跑得太快会摔跤。”

    当时曼因斯坦非常反感韦伯，觉得他总是自以为是，他根本不懂天才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现在韦伯坐在这里，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

    两个时后，韦伯看完了最后一张，陈建国的脑脊液细胞涂片照片。他把放大镜放下，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曼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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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你确实有走得快的资本。”

    曼因斯坦没有话。

    韦伯转向杨平：“杨教授，你们的数据是干净的。我不能我完全相信你们的结论，因为‘相信’这个词太重了。我能的是，你们的数据支持你们的结论。而且，你们的猜想很有想象力，至少超出我的想象力。”

    “但是？”杨平替他出了那个没出口的词。

    韦伯看了他一眼。“但是，你们的猜想还没有被证明。你们看到了相关性，微环境改变与原细胞激活相关，原细胞激活与功能恢复相关。但因果关系呢？你们怎么证明是原细胞激活导致了功能恢复，而不是功能恢复导致了一些细胞跑来凑热闹？机制？这才是最难的。”

    曼因斯坦想开口，杨平按住了他的手。

    “韦伯教授，你得对，因果关系还没有被严格证明。我们下一步的实验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化学遗传学的方法，特异性地清除被激活的原细胞，看功能恢复会不会被阻断。如果清除了之后恢复停止了，那就证明因果关系成立。”

    韦伯沉默了片刻。“这个实验设计需要多少经费？”

    “大概一千万美元左右。”杨平回答。

    “我回去帮你找找资金。”

    “不，谢谢，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韦伯揉了揉眼睛，现在中国这么豪横吗？他有点不相信。

    下午，韦伯提出要见陈建国。

    杨平带他去了康复训练室。陈建国正在做站立训练，李姐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毛巾。韦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着里面。

    陈建国扶着平行杠，两条腿微微颤抖但稳稳地站着。他的目光看着前方的墙，表情专注，像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站。韦伯看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转身问杨平：“他站了多久了？”

    “第一次独立站立是术后第四十周。现在术后第四十八周，能站五分钟左右。”

    “损伤节段？”

    “胸髓第五节，完全性，伤龄十一年。”

    韦伯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杨教授，我有个学生。五年前出的车祸，颈髓损伤，高位截瘫。从肩膀以下都不能动。她受伤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刚博士毕业。现在她还活着，还在做科研，用嘴咬着一根棍子敲键盘，发了好几篇论文。她从来不抱怨，从来不放弃。但我每次去看她，心里都很难受。我不是难受她坐轮椅，她自己都不难受，我难受的是我做了五十年的研究，却帮不了她。”

    杨平没有话。

    “我今天来之前，她跟我了一句话。她——老师，你去看看杨教授和曼因斯坦教授的理论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就再等等。”韦伯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不是很明显，但杨平听到了。

    杨平看着他：“韦伯教授，我不能保证你的学生能站起来。但我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停下来。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仅仅是追求未知知识。”

    韦伯伸出手，和杨平握了握。他转身走进了康复训练室。陈建国看到他进来没有松手，继续扶着平行杠。

    “陈先生，我是赫尔曼·韦伯，从德国来的。”韦伯用带着浓重口音但能听懂的中文，“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您问！”

    “你每天站多久？”

    “五分钟左右。”

    “累吗？”

    “累！”

    “为什么还要站？”

    陈建国想了想：“因为我想走出去，不是走多远，就是走出去，走到门口，看看外面的太阳，我在轮椅上待了十一年，够久了。”

    韦伯没有话，站在那里看着陈建国站完了最后两分钟。陈建国从平行杠上松开手，李姐走过来扶他坐回轮椅。他喘了几口气究的吧。

    韦伯从康复训练室出来的时候，杨平和曼因斯坦都站在走廊里。曼因斯坦靠着墙，双臂交叉在胸前，表情很平静。

    “曼因斯坦。”韦伯用德语。

    “在！”

    “我以前你走得太快，话得太满，结论下得太早，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

    曼因斯坦没有话，韦伯继续：“你不是走得太快，你是走得太远。远到我们这些老家伙看不到你的背影，还以为你跑错了方向。你从来没有跑错方向，你只是没有等我们。”

    曼因斯坦想什么。

    “不用解释，我不是在道歉，我是在陈述事实。”韦伯打断了他，然后转向杨平，“杨教授，我要改变我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原来的方向做了快四十年，没有做出临床可用的东西。我要转向你们的方向。”

    杨平看着他：“你的实验室，你的学生，你的经费，你自由决定。”

    “我现在决定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