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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雪花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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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媛媛是在整理爷爷遗物的时候,发现那台电视还活着的。

    爷爷走得很突然。心梗,倒在院子里那把藤椅上,手里还攥着遥控器。支媛媛从省城赶回来奔丧,跪在灵堂前烧了一夜的纸。她对爷爷的记忆很淡。她在城里长大,只在很小的时候在村里住过一阵,那段记忆淡得像隔夜的茶水,只记得爷爷总是坐在电视机前,那台老式电视机,很大,很笨,灰白色的外壳,屏幕上的雪花点滋滋地响。爷爷就坐在那里,从早看到晚。

    丧事办完,亲戚们散了,支媛媛一个人留在老屋整理遗物。爷爷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裳,几本发黄的账本,一台落了灰的老式电视机。她蹲在电视机前面,用手指擦了擦屏幕上的灰,屏幕上映出她自己的脸,苍白的,疲惫的。她正要把手缩回去,屏幕忽然亮了一下。不是那种正常的开机,是闪了一下,像一只眼睛在黑暗里猛地睁开又迅速合上。她愣了一下,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又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屏幕是暗的,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走了。她没看见,她转身的那一瞬,电视机自己开了。

    屏幕上没有节目,没有频道,只有漫天的雪花点,密密麻麻的,像很多只很小的眼睛,在黑暗中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支媛媛在省城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销售,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表格和客户资料,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她把爷爷的老屋锁了,回了省城,继续上班,继续下班。日子照旧。

    只是她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她梦见那台老电视,梦见老屋那间灰白色的堂屋,爷爷坐在电视机前,背影佝偻,一动不动。她走过去,想看看他在看什么,可每次快要走到的时候,就醒了。她不知道电视机里播放着什么,她只是觉得,那些雪花点像是在拼凑什么东西,很慢,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从雪花的缝隙里一点一点地挤出来。

    支媛媛后来听村里人说,那台电视机是爷爷年轻时从县城背回来的,走了几十里的山路。那时候,黑白电视机在小村里还是个稀罕物件。村里人都来看,围了一大圈,爷爷把天线架在屋顶上,竹竿绑着,转来转去。屏幕上一片雪花,啥也没有。有人等不及走了,有人还在等。后来屏幕忽然亮了,出现了一个人影。不是电视节目,是一个人,站在灰白色的背景下,一动不动。那人的脸模糊,看不清是谁。村里人问爷爷这是哪个台,爷爷说不出来。

    那以后,电视机就再也没关过。爷爷不让关。

    支媛媛从老家带回来的东西不多,除了几件爷爷的旧衣裳,就是一张折了好几折的发黄的纸条。纸条是在爷爷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的,压在几本账本底下,纸已经脆了,边角一碰就碎。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是爷爷的笔迹,用铅笔写的。

    “媛媛,那台电视机不能关。关了,她就出不来了。”

    支媛媛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她不知道“她”是谁,只是觉得,爷爷说的“她”,就住在电视机里,在那片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在那些滋滋作响的电流声里,等着有人把那层灰白色的幕布掀开。

    她后来从老屋的邻居嘴里拼凑出了这个“她”的身份。那是爷爷的妹妹,支媛媛的姑奶奶,叫支秀英。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村里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脸肿了,变形了,没法见人了。她自己受不了,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见。爷爷去看她,她把门闩上了。后来她死了,死在那个小屋里。

    “你爷爷说,你姑奶奶的魂没散,困在那台电视机里了。”隔壁的王奶奶坐在门槛上剥花生,浑浊的眼珠子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你爷爷这辈子,不是在帮别人修电视。他是在替她找信号。他说,只要电视机能收到信号,她就能从那边出来。”

    支媛媛不知道“那边”是哪里,是阴间,还是另一个世界。她只知道,爷爷找了一辈子,找了几十年,也没找到那个信号。他临死前还在调,调台,调音量,调天线,竹竿转来转去,屏幕上的雪花点浓了又淡,淡了又浓。那张模糊的人脸偶尔会出现,一晃就没了,像很多年前那些转瞬即逝的电视节目,来不及看清,就消失了。

    支媛媛坐在老屋的堂屋里,看着那台老电视。屏幕上是漫天的雪花,滋滋地响着。

    她试着调台。按钮旋钮,一格一格地转,频道从1转到12,又从12转回1。每个频道都是雪花,只有7频道不是。7频道也是雪花,只是那些雪花不一样。别的频道的雪花是均匀的,灰白色的,像下了很久的雪。7频道的雪花是乱的,密集的,时不时会聚拢成一团,像什么人在雪地里挥手。她盯着屏幕,盯着那团聚拢又散开的雪花,总觉得那是一个人的脸,五官模糊,看不清是谁。

    她盯着屏幕,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那团雪花的位置,变了。刚才还在屏幕中央,现在往右偏了半寸。她没有碰遥控器,也没有碰旋钮。她缩回手,盯着屏幕,那团雪花又动了,慢慢地,朝她的方向移过来。不是整个画面在动,是那团雪花在动,像一个人从电视里往外走,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她盯着那团雪花,觉得那不是雪花,是一只手,灰白色的,五根手指张开,从屏幕深处伸出来。她猛地从电视机前面退开,椅子往后倒,发出刺耳的声响。她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那团雪花不动了。屏幕恢复了均匀的灰白色,滋滋地响着。

    她看了很久,没敢再碰那个旋钮。她关了电视,拔了电源。

    那台老式电视机和现在随处可见的液晶电视不一样,它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关掉。旋钮拧到“关”的位置,要使劲按下去,才能听到“咔嗒”一声。她用拇指使劲按了一下,旋钮弹起来了,屏幕灭了,滋滋声停了。

    支媛媛拔掉了电源线,又拔掉了天线。她把电视机的插头从墙上的插座里拔出来,用胶带缠了几圈,塞进了电视机后面的缝隙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只是觉得,应该把电视机关掉,把那些雪花点关掉,把那张模糊的人脸关掉。

    她离开了老屋,回了省城。

    她再也没去碰那台电视机,也不准任何人动它。老屋的门锁着,钥匙在她手里。她每个月会回去一次,打开门,走进堂屋,看一眼那台电视机。电视机的屏幕是暗的,灰白色的,落了灰。她用手指擦了擦,屏幕上映出她自己的脸。她觉得那张脸不像自己,像一个人,一个她从未谋面却在梦里见过无数次的人。

    那年冬天,支媛媛接到了老屋邻居的电话。说她那间老屋的窗户被风吹开了,进了雨水,屋里潮得很。她抽空回去了一趟。打开门,屋里确实潮,墙壁上渗出了水渍,地面湿漉漉的。那台电视机还在原地,屏幕蒙着一层水雾。她找了块干布把屏幕擦干净,正要把布收起来,手忽然停住了。

    屏幕上映出的不是她的脸,是另一张脸。很模糊,像隔着毛玻璃,可她能看清五官的轮廓。一个年轻女人,圆脸,大眼睛,梳着两条辫子。她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那张脸也在盯着她看,嘴巴微微张开,像在说什么。她的手在发抖。她想把布盖上去,手却动不了。她想喊,嗓子堵得像塞了棉花。她就那么站着,看着屏幕里那张脸,看着她嘴巴一张一合,看着她用无声的口型说出那几个字——媛媛,替替我。

    她不知道自己在屏幕前站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她只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冷得她浑身发抖。她使劲把布盖上去,盖住了屏幕。

    她没有再擦。

    支媛媛后来再也没有回过老屋。她不敢去了。那把钥匙被她压在抽屉最底层,和爷爷那张发黄的纸条放在一起。她不知道爷爷这辈子到底在看什么,那些雪花点里到底藏着谁的脸。她只知道,那张脸她想忘掉,可她忘不掉。那张脸在她的梦里、在她每一次闭眼的时候、在她每一次走神的时候,就会浮出来。那张脸浮在半空中,灰白色的,嘴唇一张一合,说着那句她永远听不清、却永远忘不掉的话。

    支媛媛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可那几个字还在——“媛媛,那台电视机不能关。关了,她就出不来了。”

    她攥着那张纸条,指节发白。

    她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把那台电视机关掉。她记得自己拔了电源,拔了天线,用胶带缠了几圈,塞进了电视机后面的缝隙里。可她不确定,那台电视机是不是真的关掉了。她不确定,那些雪花点是不是真的消失了。她不确定,那个住在电视机里的人,是不是真的出不来了。

    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关掉它。也许她只是假装它关掉了,假装那些雪花点消失了,假装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她关了灯,关了门,锁了老屋,回了省城,以为这样就能把那段事彻底翻过去。可她心里清楚,那台电视机还在老屋的堂屋里,屏幕还是灰白色的,雪花点还是滋滋地响着。那个人还在里面,等着她把电视机关掉,等着她从雪花里走出来。

    支媛媛的手机响了,是老屋邻居打来的。邻居说,老屋的窗户又被风吹开了,这次进了雨水,把地面泡了,墙根都湿了。她握着手机,在出租屋的沙发上坐了很久。她应该回去看一眼,可她不敢。她怕她一打开门,就看见那台电视机亮着,雪花点密密麻麻的,屏幕中央站着一个人,灰白色的,五官模糊,正朝她走过来。

    邻居在电话那头问她在不在,她说不在了。她说那间老屋她不要了,钥匙在门口的花盆底下,让邻居帮忙处理了。邻居问电视要不要,她说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她挂了电话,把那把钥匙从抽屉里翻出来。她攥着钥匙,在手里握了很久,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她把那张发黄的纸条也撕了。碎纸片从指间漏下去,落在地上,灰白色的,轻得像骨灰。她不知道自己扔掉的是钥匙和纸条,还是那个困在电视机里的人最后一丝希望。

    她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就像那台电视机从来没有存在过。可她的失眠症更严重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着她。不是从窗外,是从屋内,从那台不存在的电视机里。那台电视机在她的记忆里,在她每一次闭眼的时候,屏幕就会亮起来,雪花点密密麻麻的,滋滋地响着。那个人站在屏幕中央,灰白色的,五官模糊,朝她走过来。她捂住眼睛,可她还是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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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媛媛后来结婚了,生了孩子,搬了新家。她搬了几次家,住过好几个城市,可她再也没有买过电视机。她的家里没有电视机,客厅那面墙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插座。

    女儿问她,妈妈,我们家为什么不买电视?她说,不需要。女儿问,别的同学家里都有。她说,妈妈小时候看够了。

    女儿又问,妈妈小时候看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她说,看雪花。

    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女儿,那些雪花点里藏着一个人,一个她从未谋面却一直在等她的人。她不知道那个人还在不在,也许还在那间老屋里,在那台老式电视机里,在那片永远下不完的雪中。

    支媛媛四十七岁那年,收到了一封老屋邻居寄来的信。信是村里一个姓周的老人家写的,说她那间老屋的墙塌了一面,里面的东西都露出来了。问她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村里就拆了。

    她在回信上写了一行字——“拆了吧。什么都不要了。”

    她没有回老家去看一眼。她怕她一回去,就看见那台电视机还立在那里,屏幕蒙着灰,灰底下的雪花点还在滋滋地响。她怕她一看见那些雪花点,就又会想起那张脸,又会想起那句话,又会想起那个困在电视机里等了她几十年的人。

    她不想再回去了。

    后来,老屋拆了。那间堂屋被推倒,那些青砖被运走,那根房梁被锯断。那台电视机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也许被埋在废墟里了,也许被收废品的拉走了,也许还在某个地方,屏幕还亮着,雪花点还在滋滋地响。

    支媛媛知道,不管那台电视机在哪里,那个困在里面的人还在。她出不来,也没人愿意替她出来。

    支媛媛五十二岁那年,女儿带男朋友回来见家长。小伙子叫小周,做IT的,聊起天来口若悬河。吃完饭在客厅坐着,小周环顾了一圈四壁,忽然问了一句:“阿姨,你家怎么没电视?”

    女儿代她回答了:“我妈不喜欢看电视。”

    小周没再问了。

    支媛媛站起来去厨房倒水,路过那面空荡荡的墙壁时,她停了一下。那面墙上有一个插座,是搬进来时就有的。她从来没有用过它。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她忽然觉得那个插座在看她。不是插座在看,是那些从插座孔洞里渗出来的、灰白色的、像雪花一样的东西,在看。她把手伸过去,用指腹堵住了那两个黑洞洞的孔洞。插座是凉的,可她的指尖感觉到了一阵极轻极细的震颤,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动。

    她的手猛地缩回来,退了好几步。

    女儿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被静电打了一下。

    她不知道那是静电还是别的什么,她只是觉得,那些雪花点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们只是换了个地方,从电视机里跑出来了,跑到了她的家里、她的生活中、她的每一次不经意的一瞥里。

    它们在天花板的裂缝中,在窗帘的褶皱里,在玻璃杯的反光里,在她每一个失眠的深夜闭上眼睛后看见的那片灰白色的、无边无际的虚空里。它们是活的,一直在看着她。

    支媛媛在女儿出嫁以后,一个人搬到了城郊的一间小公寓里。公寓很小,一室一厅,没有电视。她把客厅那面墙刷成了浅灰色,放了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台灯是老式的白炽灯,灯管是环形的,打开以后亮得很,把整间屋子照得惨白。

    她每天晚上坐在这盏台灯下看书,看到很晚。她不敢早睡,怕做梦。可她还是会做梦,梦见那台电视机,梦见那间老屋,梦见那个人。那个人从屏幕里走出来,一步一步地朝她走过来,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她能看见那张灰白色的、模糊的脸。那张脸在她面前停下来,嘴巴一张一合,说了那句她听了几十年的话。

    她猛地睁开眼。台灯还亮着,惨白的光照着那面浅灰色的墙,墙面上有一个影子,不是她的影子,是另一个人的,佝偻着,蜷缩着,像一个人蹲在墙角。

    她盯着那个影子看了很久,那个影子没有动。她闭上眼睛,再睁开,那个影子还在。她把台灯关了,那个影子消失了。她把台灯打开,那个影子又出现了。她不知道那个影子是谁的,也许是那台电视机里的那个人,也许是爷爷,也许是她自己。她只是觉得,从她把那台电视机关掉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摆脱不了它了。

    她关了台灯,坐在黑暗中,听着自己的心跳。那心跳不是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叠在一起,像电视机里的雪花点,密密麻麻的,滋滋地响着。

    很多年以后,支媛媛死了。死在那间小公寓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一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式遥控器,遥控器的按键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女儿整理遗物的时候,在那个遥控器的电池仓里发现了一张折叠的小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电视别开,看了就忘不掉了。”

    女儿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也不知道那台电视机在哪里。她只记得母亲活着的时候,从来不让她碰任何有屏幕的东西。她说,电视机会吃人。女儿问她什么意思,她只是摇头,再也没有解释。

    女儿把那张纸条收起来了。

    她不知道母亲这辈子到底在电视机里看见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雪花点到底藏着谁的脸。她只是觉得,母亲这辈子一定很辛苦。一个人守着一个秘密,守了一辈子,守到死,都没敢告诉任何人。

    支媛媛死了以后,那台老式电视机——那个她这辈子都躲不掉的秘密——还是没能找到。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也许它根本就没有消失过。

    它就在这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在一间落满灰的老屋里,在一面被雨水泡烂的墙根前,屏幕还亮着,雪花点还在滋滋地响。它在等一个人,等一个人把它关掉,等一个人替它把那些年积攒下来的雪花一点一点地扫干净,等一个人替它把那个困在屏幕里的人放出来。

    那个人不是支媛媛。她这辈子已经够累了。该换一个人了。

    支媛媛的女儿后来从手机里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圆脸,大眼睛,梳着两条辫子,站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下,笑得很腼腆。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支秀英,摄于1968年春。”

    支媛媛的女儿在手机里看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她把照片拿给她爸看,她爸说不认识。她又拿给她姑姑看,她姑姑也说不认识。

    她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长着一张和母亲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

    她只是觉得,从她看见这张照片的那一刻起,她就和这个女人连在一起了。那些雪花点在她身体里了,在她的血液里,在她的骨骼里,在她每一次闭眼时那片无边无际的灰白色虚空中。她不在电视机里,她一直都在。

    她把那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都会看一眼那个年轻女人。那个年轻女人也在看她,嘴巴微微张开,像在说什么。她听不见,可她觉得那句话,她已经听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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